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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3年鄂西会战惨象国军伤兵无食物医药

2018-06-14 18:22:32

1943年鄂西会战惨象:国军伤兵无食物医药等死

在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,有无数的中国伤兵因为没有食物和医药而只能等死。

石牌村的冯学佑说,日军轰炸过后,粮仓起火了,大米都被烧焦了,国军没有吃的,就把烧焦的大米熬成粥,放点盐,搅拌了吃。

驻扎在石牌村的是国军18军11师师部。18军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,是嫡系中的嫡系,是国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。18军11师都如此艰苦,其他的部队更可想而知。

驻扎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的第75军预四师不是嫡系,他们的境况比18军更惨。

南边村距离石牌村有30多公里,第75军和第18军都是参加鄂西会战的国军军队。

如果不是2010年的那场大雨,预四师的故事会永远掩埋在民间,在时间的推移中渐渐消亡,此后,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支艰苦卓绝的军队。

苍天有眼,就在2010年夏季,正在修建的宜万公路旁边,一场大雨,冲出了3000尸骨。鄂西会战中的第75军预四师的悲壮故事被人们得知。

宜万公路是宜昌通往重庆万州的一条公路,直到2010年年末尚未通车,而宜万铁路直到2010年才通车,所以,67年前的日军进攻重庆,除了走长江水路,再别无选择。

预四师5000人,现在,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师长傅正模等少数几个人的姓名,其余的几千将士,已经融入了尘土中,他们像尘土一样默默无闻,不为后世的我们所知。

易升泉是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一个普通的农民。鄂西会战的时候,他家是财主,金鱼坪村周边几百亩土地都是他们家的。他家的大宅院做了预四师的野战医院。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亲眼看到了当初抗战士兵的惨状增高药多少钱,易顺仓已经去世十年,但是他向儿子易升泉多次讲起了那时候战场的情景。

金鱼坪村上了年纪的村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情景,他们看到预四师师长傅正模每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,都牵着马,马上坐着或者爬着一名伤兵,有时候是两个伤兵。警卫员跟在后面。等到傅正模回去的时候,马鞍上又坐着伤愈归队的老兵。傅正模虽然有一匹战马,可是村子里的人都没有看见他坐过,有人好奇地问他,作为师长,咋能把马让给士兵乘坐,他说:“我师虽有5000人,但没有一个是多余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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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3年鄂西会战惨象国军伤兵无食物医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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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西会战尚未结束,傅正模就被升为副军长。后来,他一直留在大陆,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,1968年去世。

傅正模的儿子叫傅乐平,解放后一直在台湾。改革开放后,两岸可以互相走动,傅乐平来到了金鱼坪村,在当初野战医院外的乱坟堆边站立了很久,流着眼泪。

那些坟堆是在一座山脚下,2010年夏天的一场大雨过后,这里被冲出了3000具尸骨。那些尸骨全是预四师的。

预四师才开始走进了人们的视线。

那时候,易升泉的奶奶还在,奶奶是预四师伤兵野战医院的见证人。奶奶说,当时国军死的人太多了,都来不及仔细掩埋。每天早晨,几个村民就拉着架子车,从野战医院里往外拉死尸,拉到村外山脚下的大坑里。铺一层死尸,洒一层土,再铺一层死尸,再洒一层土。就在村民们抬着死尸准备丢进大坑的时候,有的伤兵突然醒了,发出一声呻吟,或者眼睛睁开了,村民们又把他拉回野战医院。然而,第二天这个伤兵又死了,再拉过来掩埋。

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?奶奶说,主要是没有食物,也没有医药,有的饿死,有的病死。

有时候,随同傅正模来到野战医院的还有一个副官,易升泉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,也可能是忘记了他的名字,现在只知道他姓温,那时候的人们都叫他温副官。

温副官第一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,得了一场大病,野战医院的医生没法治愈,很多人都认为温副官没救了。易升泉的姑父说,让他试试。易升泉的姑父名叫周仁丰,是当地有名的中医。结果,周仁丰用土方子治好了温副官的病。温副官非常感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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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升泉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过这么一件事情:

有一次,温副官来到他们家,偷偷地问易顺仓:“家里还有没有吃的?”易顺仓问:“有啊,怎么了?”温副官说:“我一个老乡,在野战医院里,野战医院没有吃的,他快要饿死了。”易顺仓从厨房里拿了两个面饼,跟着温副官跑进了野战医院。野战医院里一间房屋的地上躺满了人,一个个面黄肌瘦,伤痕累累。温副官的老乡躺在最外面,等着被收尸的人拉走。温副官把面饼撕成长条,塞进老乡的嘴里,可惜老乡已经饿得没有任何力气,嘴巴不会动了,没有力气咀嚼了。温副官泪流满面,痛哭失声。

很快地,温副官的这个老乡就死了。

那时候国军预四师的将士们,在前线与日军殊死拼杀,只有受了重伤才会被抬到后方的野战医院。然而,野战医院缺少食物,又缺少医药,等待他们的还是死亡。

2010年的一场大雨冲出了国军预四师的3000具尸骨,世人震惊。易升泉说,当时掩埋的尸骨远远超过3000具。解放初期,村里的放羊人上山放羊,就踩着这些尸骨攀爬,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抗战将士的尸骨,但是从来就没有人收殓,任阳光暴晒,风雨浸淋。文革初期,有人把抗战将士的尸骨架火焚烧,作为肥料,撒在田里。

将温副官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中医周仁丰,命运和这些抗战将士一样悲惨。

宜昌刚刚解放,周仁丰就被当地民兵抓起来,因为他给国军的官员治过病,就要枪毙他。那些年,周仁丰的眼中只有病人,没有什么阶级,没想到给自己惹来了祸端。一位在宜昌任职的高官,听说周仁丰要被枪决,骑着快马从宜昌赶来,可是,还是晚了一步。他赶到的时候,枪声已响。

这位高官解放战争时期在鄂西山中打过游击,周仁丰曾经救过他。

鄂西会战非常惨烈。

参加过鄂西会战的预四师老兵刘邦瑞曾经给儿子易强讲过,距离野战医院30公里有一座山叫珠宝山,预四师的一个连曾经在那里打过一仗,面对四百多名日军和日军的重机枪、小钢炮,死战不退。当时,刘邦瑞所在的那个连仅有140人,仅有一挺轻机枪,其余的都是汉阳造,很多枪支因为使用时间长,膛线都磨平了。日军攻击很猛,像潮水一样涌过来,三八大盖的刺刀长长的,亮光闪闪。日军的炮弹从头顶上飞过去,落在后面,掀起的气浪把帽子都吹掉了。国军的轻机枪压不住日军的重机枪,重机枪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,刚才还在打枪的战士,突然没有了动静,刘邦瑞一看,战士的脸上都是血。连长挥舞着驳壳枪嘶声叫喊着:“人在阵地战,杀一个够本,打狗日的。”

尽管国军非常英勇,然而,寡不敌众,加上武器低劣,日军最后攻上了山头。国军的子弹打光了,但是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。刘邦瑞看到日军越来越近,就跳进一个坑沟里,拉过身边的几具死尸,盖在自己身上,盖了好几层。日军来到了坑沟边,用刺刀捅着一具具死尸。刘邦瑞听到几米远的地方,传来了呻吟声,接着是刺刀捅进肉体的声音,呻吟声没有了。

刘邦瑞在坑沟里等了很久,等到外面没有了动静,他才搬开盖在身上的死尸,抹掉脸上的血迹。刘邦瑞站起来,看到漫山遍野的死尸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一会儿,山顶上又出现了六个人,手无寸铁,他们和刘邦瑞一样,是这场战役的幸存者。

140人,现在只剩下了7个人。

天黑后,这7个人捡起空枪,下山寻找大部队。

后来,刘邦瑞所在的部队,又与日军开战。

战斗中,一颗子弹飞过来,刘邦瑞的腿部受伤了,他仍在坚持战斗,爬在地上,看到日军走近了,就射击。

这场战斗,国军打赢了,残余的日军逃下山去。

打扫战场的时候,营长看到刘邦瑞腿部负伤,爬不起来,就安排两个士兵,将刘邦瑞背到了野战医院所在的金鱼坪村。刘邦瑞在养伤期间,一直打听前线的情况,后来听说,这个营长牺牲在战场上。

鄂西会战结束后,刘邦瑞的腿上还没有好,无法跟着部队开拔,只好在金鱼坪村继续养伤。后来,他与部队失去联系,就入赘在了这座村庄。

易升泉的二爷名叫易子培,是当地民团的首领。

由于预四师伤亡很大,当地的民团士兵就转入了预四师。

易子培说,预四师是湘军部队,刚刚开来的时候,从师长傅正模到普通士兵,都是湖南人。后来伤亡太大,不断补充,就有了全国各地的人。

湘军强悍,世人皆知。在国军的作战序列中,特别能打的除了湘军,还有桂军和秦军,桂军坚韧,秦军凶猛。清朝的时候,有一句俗语说:“无湘不成军”,过去人认为吃盐长精神,添力气。所以,清政府很长时间里,不给湘西提供食盐。广西十万大山,地瘠民穷,铸造出了广西士兵极为坚韧的性格,他们像川军一样吃苦耐劳,又像湘军一样性格刚烈。“军神”林彪一生打过两次败仗,一次是血战四平,被湘军大败;一次是青树坪战役,被桂军打败。打响抗战第一枪的29军,将士大多都是陕西子弟,在与日军拼杀中,日军戴上了铁围脖,刀砍不如,29军的将士就从上向下劈砍,将日军砍为两截。抗战初期最凶悍的最具战斗力的日军王牌,也不是29军的对手。

预四师开拔前夕,傅正模最后一次来到了金鱼坪村,他在埋葬了3000多具尸骨的山下立了一块石碑,村中有文化的人看到碑文,才知道师长的名字叫傅正模。碑文就是傅正模写的,石碑上还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名字。鄂西会战,交战双方是国军第六战区和日军第十一军。

傅正模在石碑前站立了很久,一直到黄昏,他才转过身来,人们看到他满脸都是泪水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人们都忘记了碑文的内容,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话:“不朽殊勋,光照千秋。”

除了这块石碑,在这场战役中牺牲了的预四师排长以上的军官,每人都有一块石碑。石碑从山下排列到山顶上,密密麻麻。

这些石碑中,就有那位营长的石碑。此后,每年清明节和春节,刘邦瑞都会来到营长的墓碑前,点燃纸钱,枯坐良久。

解放后,有人要盖房屋,就盯上了这些石碑,也有人把石碑拉到家中垒猪圈,还有人用石碑铺路,任成千上万只肮脏的脚踩在上面。现在,山上没有一块石碑了,抗战烈士们都没有“千秋”。

而那块上面刻着陈诚名字和傅正模撰写祭文的石碑,因为太过巨大,无法搬走,就被人砸毁了。

改革开放后,有很多人来到这里,寻找烈士中的亲人。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,曾经有一个同学,名叫杨印池,先在民团里,后来进了预四师,离开的时候,他是排长。后来,大陆解放,他去了台湾。两岸能够走通后,杨印池来到了金鱼池村,了解抗战烈士们的情况。离开的时候,他哭成了泪人。

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姓刘的人,据说是民航三局机关主任(这个单位和称呼不知道是不是确切),也来到了这里,鄂西会战的时候,他的两个舅舅都牺牲在这里,都在预四师担任官职。刘主任在这里找了好多天,终于找到了一个舅舅的墓碑,上面的名字是钟有煌;另外一个舅舅的墓碑没有找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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